帶著王育德走台南
王育德，台灣第一位閩南語博士。一九二四年出生於台南王氏世家，二二八事件後脫出台灣，從此未得歸返。
2003年3月22、23這兩天，經過三分之二個台灣的行程後，核四公投第三波千里苦行活動抵達了台南。八點整，苦行的隊伍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集合，隨即沿著大學路、東寧路出發。我穿著與大家一樣的白色Ｔ恤，戴著土黃色的斗笠，以及隨身背包一只。原該盡量輕便的裝束，肩上卻隨著熾熱的陽光而感到些微的沉重，因為一本八開大小，三百多頁的書，在今早由嘉義出發時，被我放進了肩上的背包。這本由前衛出版，書名為《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的書，是《王育德全集》總共十五卷套書中的第十卷。在國民黨將近五十年的查禁之下，這位讓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話研究所圖書館為其設有「王育德文庫」－－因為他是世界語言學界公認的台灣語學權威－－的王育德博士，作為他的原鄉母土，卻沒有多少人知道足以為台灣人驕傲的他。只因在他為躲避國民黨的追補而逃亡至日本後，除了致力於閩系語言的研究之外，他同時將自己奉獻給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導致名列黑名單中，著作因而成了禁書的命運。嘉義慈林讀書會在我的推薦下，以半年為期，依序研讀了他的自傳與歷史、政治、社會評論等。《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便是這個月要研讀的書籍，趁著這趟台南苦行，我帶著王育德走台南。
苦行隊伍來到市立圖書館休息，對面便是台南二中。這所日據時期是以收容日本人子弟為主的州立台南一中，王育德曾在這裡度過飽受欺凌的中學生活。他在《王育德自傳》一書中有詳細的描述，小至日語發音大至學長連手欺壓，身為殖民地人民的苦頭，並未因堪稱富裕的家境而得以豁免。然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造成的腐敗風氣、政經動亂以及隨即的二二八事件，促清他認識了中國人政府的本質，遂使他堅定的走上台獨這條不歸路。他說他所以投入獨立運動有三個理由：第一，是為了證明並非所有台灣人都是中國人所看輕的卑屈之輩。第二，為了證實從事獨立運動的人，不全然都是一些頭腦簡單的笨蛋。第三，是為了展現身為台灣人的尊嚴。
展現身為台灣人的尊嚴，苦行隊伍整齊地走進了全台首學－台南孔廟。在古意盎然、綠葉扶疏的樹林間享用著台南環保聯盟為大家準備的午餐，鋁制銅盤、紙碗竹筷、垃圾分類、廚餘回收…環盟的人將信念與生活全然結合，即使是一個簡便的午餐，也不忘表達對環境的愛護心意，讓我們不致為了填飽肚子而來增加地球的負擔。稍作休息後，執行長葉博文與大家分享了三一七進坐行政院的心得，並要求每人靜坐15分鐘來體驗那一晚的感受。休息後苦行隊伍繼續開拔，台南地方法院映入眼簾。做為在日本第一位取得檢察官資格的東大畢業生王育霖的弟弟，二二八事件也為王家帶來厄運。為了貢獻所學，王育霖放棄他在日本京都地方法院的職位整裝歸國，賦閒半年後被任命為新竹地方法院檢察官，嚴厲查緝不肖商人的鐵腕作風，為他贏得人民的喝采，卻為搜索違法的市長，丟掉了職位，進而成為二二八事件中被清算的槍下冤魂，死不見屍。同樣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槍殺的湯德章律師，是另一種台灣風骨的展現。在他被逮補前燒毀了台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名冊，犧牲一己之命來挽救其他人的性命，慷慨從容的志節怎是死守忠君思想的文天祥所能比擬。我踩著沉重的步伐在腦海中想著王家這兩位兄弟的遭遇，想著湯律師，忍不住地想要大聲控訴：國民黨，你何以對台灣人的優秀子弟這麼殘酷！
隊伍沿著成大附屬醫院走去，第一天的路程已接近結束，一轉彎，一排開得火紅的木棉樹矗立眼前，毫無遮掩的熾熱生命在你面前綻放，一霎間幾乎忘卻了從趾間腿股傳來的酸痛。走在前面的畫家陳來興轉過身來，向我大幅度地搖擺雙手，我知道他要告訴我：這些木棉花開得真美！對於色彩感受力我是不如他的，但對於生命，我們有同樣的熱愛吧！否則怎會一同站在苦行的隊伍中，期望能喚起更多人來關心家園，確保子孫生命的代代相傳？經過地方法院所勾起的情緒受到木棉花的洗滌而平息，因為我明白只要更多的人有清楚的公民意識與行動力，這一切將會轉變。雖然無法阻止已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但我們可以避免車諾堡的悲劇在台灣上演，只要更多人有清楚的公民意識與行動力，而這正是五十年前王育德博士在日本所努力的目標，也是苦行的我們所努力的目標──核四公投，人民作主。
「今天，台灣人無法對台灣問題的本質或台灣人的願望正確認知，在於台灣人不會積極主張自己的意見，因此，就連讓第三者充分瞭解的說服力都沒有。」針對日本人對台灣國際定位的欠缺了解，王育德感慨地指出問題的核心並非在外國人的不了解，而是我們自己欠缺正確的認知以及說服別人的能力。於是他成了台獨運動的理論家、實踐家。回到一早的出發地－成功大學之前，台南一中的圍牆也陪我們走了一段。這個學校，是王育德在台灣留下足印的最後地方。因戰亂關係，至東大就讀文哲科一年後他便休學返鄉，然後在台南一中（原州立台南二中）當了三年半的教員，課餘從事新劇劇團的劇本創作，需要時也粉墨登場，一度還被劇中人物奪去本人風采。他在台南一中教過的學生如黃昭堂等人，留日後都在他的啟蒙之下，成為台獨運動的追隨者。對於這個現象，王育德戲稱他的居住地為「池袋的梁山泊」。因為在美國也是有很多出自台南一中的人從事獨立運動，以致於有曾被指責「不是台南一中就不能從事獨立運動嗎？」的事發生。我真想走進一中的校門去探訪他們的校史室，看看是否有將這段一中人都該知道的歷史寫入。一中人，你們真該為自己有這些為信念而奮鬥不懈的學長們驕傲呵！
這趟台南苦行的行程是由鄭哲舟醫師、王壽國老師策畫，而由陳椒華教授帶領同時擔任值星。核四公投促進會的召集人鄭先佑教授亦全程參與，台大高成炎教授、成大吳慶炳教授等學界精英也都一起走在苦行的隊伍中。這些教授學者們放棄原該是輕鬆休閒的假日，來台南街道飽受煙塵之苦，召集人還為了維護隊伍的安全及發送傳單，不畏危險的走在車道的分隔島上。他們的行為與《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一書中的一段記載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台灣國際處境風雨飄搖的六十年代，去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對於個人前途與國家處境，常是十分惶惑不安的。王育德便成了他們咨詢的對象。曾因想聽聽某位博士對留學生詢問「今後如何是好」的問題的看法時，卻得到對方這樣的回答：「育德，我們都是象牙塔之人，何必到社會拋頭露面？我只想讓自己保持潔白，像一面乾淨的手帕。幹嘛自討苦吃，讓自己變成一條骯髒的抹布？」我們何其慶幸現今的大專院校多位教授們，都有著願意成為「一條骯髒抹布」的認知，如澄社、台灣教授協會等團體，願意追尋王育德的腳步，脫離象牙塔來獻身社會改造的運動行列裡。那些到現在還為了保持自己潔白，要當一條乾淨手帕的學者們，什麼時候才有智慧察覺在一個不公不義政權下的所謂潔白，正是由裡到外的污濁不堪！
生命無價，人生短暫，一生中能選擇一個信念來為它而活，未嘗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只是在扭曲的時代，堅持信念的代價卻得付出全部。王育德終其一生未能再踏上他所眷念的家鄉。曾希望只要台灣獨立，願意回來貢獻所學的他，至死這兩個願望都未能如願。他是否有著遺憾呢？對於認為他是因兄長死於二二八事件才促使他從事獨立運動來與國府對立的說法，王育德以自己對生死的觀念加以反駁： 「自古人生誰無死。人的生存價值取決於他對這個社會有何種程度的付出與貢獻，單單長壽並不是賢能。一個人何時死亡都是命中注定的。既然如此，與其何時死去都不知，就必須在當下每一刻節制自己的生活，對社會做出貢獻。」
從事台灣獨立運動是王育德對社會做出貢獻的實踐。「在當下每一刻節制自己的生活」與苦行自我鍛鍊的精神不謀而合。這一天半的行程中，我帶著王育德走台南。
